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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子弟在京上9年学4次转学 称回不去农村了

骆锦强在北京上了9年学,却连一个北京孩子都不认识。从小学到初中毕业,他4次转学,始终无法有张安稳的课桌。

  这个90后的农民工子弟,几乎可以详细描述出每次转学的细节。印象最深的,是该读初一那年,因北京市整顿打工子弟学校,他就读的那所学校一度被关闭了——当时,有将近1000名学生在这所学校读小学和初中。

  到了原本应该开学的那天,许多孩子固执地背着书包去了学校。骆锦强也坐在熟悉的课桌前,不肯离去,看着老师们在教室里进进出出,“和政府人员交涉”。

  “有人劝我们回家去。校门上还贴着学校要关闭的公告。”骆锦强一边说着,一边走进曾经贴了封条的校门。10年前的那一幕,如今他仍然记忆犹新。

  胳膊拧不过大腿,学校还是关了。骆锦强被分流到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初一,离家远,环境也让他不喜欢。那一整年,他都没怎么听课,直到初二,原来的学校挂着一个“足球学校”的名义重开了。回到那个比较熟悉的校园里,一半儿左右的同学他都认识,这一回的转学,他挺高兴的。

  如今二十出头的骆锦强,走在曾经的校园里,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自己读每个年级时的教室。他读初三的教室正对着校门,还不到15平方米,是全校最小的一间屋子,只能勉强放得下黑板和四五套桌椅。

  骆锦强还记得,初三时,很多同学离开了校园,辍学去工作,全年级只有5个学生。

  他自己也在假期打过工,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。这个90后大男孩,最喜欢给一大家子一起来吃火锅的客人上菜,然后看着他们吃。记忆里,骆锦强全家人“从来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这么安心踏实地一起吃过饭”。看着客人红红火火地吃着火锅,当时的他,莫名地“觉得特别幸福”。

  初来北京,是在2000年的夏天。那时,骆锦强还不到10岁,打那以后,骆锦强再也没回老家过过春节。

  刚到北京,他插班到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。因为怕生,他说话时眼睛都不和人对视,常常把头扭向墙壁。直到现在,他仍常常不敢主动给别人打电话,怕“打扰别人”。期末考试时,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,甚至交了白卷。

  刚读了不到一个月,骆锦强还没对新环境熟悉起来,整所学校就被夷为平地了。当时,他才刚刚和自己的新同桌交上朋友。

  骆锦强的父亲,正是拆掉学校的农民工之一。据这位老实巴交的安徽汉子回忆,拆掉儿子的学校,仅用了1周时间。

  为了尽量保持砖块的完整,施工队没有用推土机,农民工们凭着人力,拆掉了这所并不算大的学校。当时,老骆抡着大锤,一锤一锤,把学校里那些简易房的墙壁砸倒,露出里面的钢筋。

  6月天气闷热,老骆只想着尽快完工,至于自己正在拆的是儿子的学校这件事,他“没考虑那么多”。骆锦强的母亲则会从废墟里挑拣还比较完整的砖块,刮掉泥灰,码放在一起,以几分一块的价钱卖掉。

  当时10岁的骆锦强,在满是砖头和钢筋的废墟上独自玩耍,他的学校没了。这片地方,后来被“开发商盖起了楼房”,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,老骆也“记不清了”。

  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石景山的一个城乡结合部。新学校仍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。

  从家到学校,一路碎砖头,一不小心就会把脚卡住,各式各样的摊位几乎挤到了街道中间,一个卖熟食的摊位就在垃圾堆旁。穿过街道,能看到立交桥对面的高层住宅区,洋气,现代。

  在骆锦强眼里,那些高楼离自己很远,那个“大杂院”是整个北京唯一让他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。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。

  那时候,他的生活圈儿挺窄的,就读的都是打工子弟学校,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“当然不会来这里上学”。假期在家,一起玩的伙伴也没有北京孩子。有时候在街上或许能看见,但那些孩子都“坐在车里”,在他眼前“一晃就过去了”。

  一直到2012年,他考了电大,才总算认识了一个北京孩子。有趣的是,那个“不怎么出门”的本地人,对北京好多地方,竟然还没有骆锦强熟悉。

  如今,骆锦强坐过北京每一条线路的地铁,去过市内外几乎所有的知名景点,空闲时间,还会去郊区“爬野山”。

  最近的几个月,他最常坐的是地铁5号线,几乎每天,他都要背着自己印的宣传海报和传单,穿半个城,到街头宣传。

  他打算拍一部公益纪录片,讲述流动儿童自己的故事。为了这个,他到处作宣传,拉赞助。有一次,他刚把易拉宝支起来不到两分钟,10来个城管,就“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了”,把他围在中间。

  骆锦强蹲下身,收拾刚摆放在地面上的光盘盒和宣传册。“马上就走。”他嘴上说着,动作却慢吞吞的,趁机又发了几张宣传单给围观的人。泛黄的硬板纸上,“心声”两个字格外显眼。

  用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话说,为梦想奋斗的小强“最强大”。

  “谁说90后不关注社会,谁说流动儿童不能自己当导演。”骆锦强说。正是漂泊11年的经历,让他有了“导演”梦。

  这个年轻人想要让更多人了解流动儿童的生活、教育现状——动不动就转学、没有学籍、没有好的教育资源——这些都是骆锦强亲身经历过的。

  他觉得,“总还是要上学,才有出路。”初中时,他曾有个同学假期去打工,不打算再回来上课,他就找到那位同学打工的地方,苦口婆心地把人给劝了回来。

  初中的最后两年,在他记忆里挺美好。可等他读完初中,还想继续上学时,又突然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,成绩不错、担任着班长的骆锦强一下子懵了。

  “我没有学籍,没法读高中,除非是回老家,从初一重新开始读。”至今,说起当时的情况,骆锦强语气中仍有压抑不住的苦涩和无奈。

  那时候,对于孩子的将来,“父母不懂,我小时候也不懂”,等懂了的时候,已经有点儿晚了。

  骆锦强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坐很远的车,去一间大型KTV做保洁,白天还要照顾骆锦强生病卧床的外婆。父亲老骆白天在外面打工,晚上很晚才回家。如果骆锦强回老家重读初中,就意味着等他读到大学毕业,就将26岁了。考虑到并不宽裕的家境,这不是个好的选择。

  也有人选择去老家的县城找工作。但骆锦强觉得,那对他来说,反而是又到了一个“陌生的新环境”。现在的他,或许,北京才算是熟悉的环境。

  他选择了去一个打工子弟爱心会参加培训,因为“周期短”,“收费少”,学的是平面设计。可在骆锦强眼里,这其实也“没什么用”,随便打开一个单位的招聘页面,“都写着要研究生,要本科生”。

  他还是想读高中,上大学。打小到大,这个在母亲眼里一直很“聪明”的孩子,总考年级第一名,常往家里拿奖状。他数学还特别好,三年级的时候,甚至代表学校,参加了老家县里的数学比赛。

  不过,比赛完第二天,父母告诉他,一家人都要去北京了。那次比赛的成绩究竟如何,他到现在都不知道。

  他也想回安徽老家,过 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,虽然,他根本就“不会种地”了。可他也明白,老家不会接受一个年轻人回去“在村里待着”。按老家人的观念,一个大小伙子,就该去外头闯,该去“挣钱”。

  “回不去了。”骆锦强用了4个字总结。

  有时候,不识字的父母也会懊悔。“当初要是不把他带来北京就好了,没准儿他能上大学。”母亲翻看着他小时候的照片说。

  提到正在为公益事业打拼的骆锦强,父母其实并不太明白儿子每天都在忙活什么,母亲只能反复告诉他,“别做坏事”,父亲则认为,孩子“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”。

  骆锦强现在最想做的事,就是拍一部描述流动儿童生活的纪录片。如今,他的项目获得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支持,离实现梦想已经越来越近了。

  他还记得,自己刚在北京找到一家NGO工作时,曾兴奋地在街上跑,大喊着“我找到工作啦”,3年过去,那股子兴奋劲儿已经没了。如今,他辞了职,一门心思筹款、学拍摄技术,准备给流动儿童“代言”。

  大多数在北京的流动儿童,最后的出路,不是早早辍学去打工,就是读个不要北京户口的职高混个文凭。用骆锦强的初中校长的话来说,“每年只有1%的孩子,选择回老家读高中。”还有一些,就此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。骆锦强说到自己的一个同学,没钱了就去工地打几天工,拿到钱,就去网吧把钱花光。

  “我们已经这样了,不能让我们的孩子,还过这样的生活。”说这话时,他的口音里夹着北京味儿、安徽味儿,还有受朋友影响学来的港台味儿。

(原标题:踩在京城的门槛上)

 
制氮机:这不是只是在北京,像上海、广州等城市也是这样的,农民的子弟怎么了?就不能在这些大城市像个正常的孩子接受教育,希望国家在这方面能够颁布一些条例,让那些孩子能接受正常的学习,教育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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